世界文学里的中国文学

1.

追求真实依然重要

梁文道：阎老师这本新书要跟大家聊聊，书里面包含一个电影剧本，剧本分为两部分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是一个河南农村的青年强奸了另一家的女孩子，后来两家人干脆就让两个人结婚。结婚后这个强奸过人家女孩子的少年到北京当民工，爱上了一个北大的高材生，发展出一段很奇情的爱情故事，这是电影剧本的情节。更妙的是，这部小说里邀请到的导演是顾长卫，小说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顾导收到剧本的反应，顾导的生活作风、气派都在里面。

另外在书里，剧本的作者就是阎连科。书中的角色阎连科还下定决心自己要去当主角，他要当年轻时强奸过人家女孩子，后来跑到北京当民工爱上北大女高材生的男主角。女主角是蒋方舟，蒋方舟的这段台词是说给阎连科老师的，她说：“文坛这么小，人多嘴杂，我俩在一起本来就有人议长说短，如果我们俩再真的再去演《速求共眠》电影，演砸了是一场笑话和闹剧，演成了哪怕有一点点的成功和利益，你我都会被绯闻的口水淹死，或者被口水的河流冲得没影，那时候我俩一辈子就都别想爬上人岸做人了”。

我的同事很好奇，但他们不敢问，托我来问，你跟顾长卫、蒋方舟打过招呼吗？

阎连科：我实话实说，大概三、四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和方舟、老顾整天说没钱花，那时候中国拍一部电影能挣两、三亿。我说钱老让人家挣，我们何不自己做一部电影？我们自己演、自己导、自己挣票房、自己去宣传。他说怎么赚钱呢？我说咱们就做一个什么什么电影，说的特别具体，我来当主角，写一个农民工不靠谱地爱上北京大学高材生，而那个高材生也爱上这个农民工，只是这样的故事。我们拍一部纪实电影，自己做剧本，我跟方舟和老顾也说好了，不过这个事情没有做成。

梁文道：是真事？

阎连科：这是真的，我做了很长时间但最后没有做成，就把这个剧本给别人了。所以这是一段非虚构。

梁文道：书的副题是“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

阎连科：对，我想至少拍电影的过程是真实的——我们曾经特别堕落，每天想发大财，结果一个小财也没有发上。

在这本小说里，你会看到很多故事，里面包含着真实对真实的否定、故事对故事的否定。拍电影这一段是真实的，但其他的却在不断地相互否定，在这部小说里面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真实，到底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后面的故事否定前面，车轮转来转去。

我想表面看这个小说比较简单，没有正骨，比较浅，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在座的没有谁知道哪个事情是真，哪个过程是真，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相的时代里面。所以其实这个小说表面看是不揭露真相的小说，实际上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模一样。

梁文道：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还有体裁——剧本、小说、调查记者的报道、警察的口供笔录、审讯记录，加上微信，这是不同的体裁。传统上我们认为文字可以虚构，但是每一种不同的体裁都在通向着“真”，或者说它跟“真”会形成一定的关系，文字会揭露它。

比如警察的口供记录，我们一般觉得口供记录是在揭示真相，警察通过反复地询问来核实你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调查记者的报道也是一种对真相的通达，就算是虚构的剧本，我们也会期待它揭露出某些人生和人性中的真实。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不同种类跟层次的“真”，但当一本书混杂了这几类文体的时候却出现了您刚才说的现象——他们互相否定，有时候甚至自己否定自己，而且整本书也像是带着开玩笑的态度。这是我读过阎老师最好笑的一本书，从头笑到尾。

我想问在这本书里你是不是很带着一种根本的怀疑，文字通达真相这条路都是走不通的，都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样的？

阎连科：我想文道老师说得非常准确，这部小说里确实有六、七、八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是嘈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对另外一种声音的否定，但是故事是持续向前推进的。

我想这当然和我们刚才谈到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联系，当然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条走向真相的道路都走不通时，我们也要尝试着去试一试能不能走通，这总比我们停下来不走不管它，不去追求真相要更重要得多。所以这六、七种声音都不一定是真相，就像我们说的罗生门，但是即便是罗生门，我们也要笑着去面对，我们要走一走，试一试能否从罗生门里面走出一点真实来。

我想我内心对罗生门的不是怀疑，而是即便是罗生门我也要走过去，这个信心在写作中非常坚定的。写作采取了非常轻松、幽默的态度，有非虚构、虚构对真实的否定，非虚构对虚构小说的否定，我想虚构和非虚构在这中间是没有界限的。读者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会有种困惑——到底哪个是真的？但实际上，哪个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追求真的过程，这对我们今天来说非常重要。

2.

伟大的文学没有边界

我个人认为好的、伟大的文学没有边界，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就在于我们的文学太有边界了，冲破这个边界是中国作家非常重要的课题。我想打破这个边界也是每一个作家最大的理想。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明白，人类所有的经验都是我们文学的资源，我们人类非常黑暗、污浊，不可言谈的人类经验都应该是文学的写作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边界是非常明显的。

但好的文学一定是那种能够破坏文学的文学，能够反动前人的文学，最简单的说法是如果我们能够写出不是小说的小说，那可能就是伟大的小说。我们今天还写不出那种不是小说的小说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局限、边界，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我经常说每一次写作都是想写反动小说的小说、破坏小说的小说，但是每一次对小说的破坏都没有达到一个流氓、罪犯、杀人犯那样的力量。我经常说一个作家对文学而言是一个杀人犯，那这个作家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我们所有的作家都不是流氓、罪犯、杀人犯，而是被害者，这是最悲剧的地方。

我要诚实地跟大家讲，我这次所写的还是很像小说。我大概有四、五年没有出版小说，但是我写了七本还是八本的小说和其他的文章、其他的言论集、演讲集、包括文学讲稿，一直没有出版，所以我特别渴望有一本书能够出版，让我坐下来像今天这样和大家聊天。于是我特别认真地写了《速求共眠》这本小说。它能够出版是因为它还是像小说，当然我想特别适合读者去看、去了解。

我心中最满意的小说是具有巨大的破坏意义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可能我一生都写不出来。我想《速求共眠》或多或少可以替代我想象中的那个小说，至少它的故事、写作方法都是相当自由的，自由到让大家觉得这个作家在胡写乱来。我想恰恰是这种胡写乱来的自由让写作以及这本书还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如果没有写作的自由存在，这本书不值得大家来这里讨论，也不值得出版。

最近五、四年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虽然我们的微信微博非常发达，但中国文学在全世界落后相当一段距离，当然我讲更多的是我的小说，可能其他人的小说要比我的小说要好得多。我的小说和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作家相比确实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谈论文学要写人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和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无法相提并论。我们今天为什么老谈论鲁迅，是因为他或多或少写出了中国人的灵魂，这个灵魂也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都不能比，但是他至少探索到灵魂存在的地方。我想我们任何人在灵魂这方面都不如鲁迅，就寻找灵魂的道路来说，二十世纪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伟大作家，我们更是无法和他们相比较。

非常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在全世界稍有影响的作品，半年、一年内都会翻译到中国来。我们看这些翻译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翻译作品总体来说还是站在二十世纪文学的高度上。也许它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但是它至少是二十世纪的文学。我们和这些作品之间还是有差别，他们至少写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学，而我们的作家写的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这一百年的差距是我们要付出努力往前追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