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住着男人和女人。《圣经》说，混沌之初，上帝用泥土创造了男人，用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女人是男人的肉中之骨。当女人消失，男人会否被打回泥巴原型——也就是，轮廓渐渐模糊？

　　缺席：女性身体内部一个巨大黑洞

　　意大利当代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笔名），用四年时间完成“那不勒斯四部曲”，写下城市贫民区两个女孩长达50年的情谊，一笔笔刻下女性友谊中混杂的欣赏、嫉妒、分离、撕裂和重逢的烙印。这烙印深扎在那个旧世界的城市悲剧中，也深扎在那些距离那不勒斯很远的世界各地的读者心里。

　　如果你认为，女性故事会成为被曲解的题材并获得一边倒的受众群，那是遗憾的。在波兰，据说很多丈夫看到妻子夜不能寐地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好奇心驱使下他们也一读不可收拾。这是女性之书，但男人可能更需要它。它是女性身体内部一个巨大黑洞，吸收也释放能量，用以抵抗强加在身上的命运。

　　抗争如此辛苦，而命运依然高悬头顶。于是一切没有意义？并不是，抗争过程本身即是一部现代女性史诗。

　　书店里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

　　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缺席的作家，缺席的真名，缺席的性别，缺席的面孔，我们却从那不勒斯四部曲强烈的“自传性”中，判断她是个女作家。为什么？因为她是这样毫无余地，从女性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开始，刮擦女性独有的盲目激情、龌龊诅咒、像毒蛇一样噬啮灵魂的嫉妒，那些身为女性才有的对同类的温柔和悲怆，懂得与怜悯。当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时，声音是写作层面的，当我们以为费兰特是女作家时，理解是灵魂层面的。

　　贫民窟的双生花：摆脱“庶民身份”的夙愿

　　那不勒斯四部曲，如果用书名来串连故事，从《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直到尾声《失踪的孩子》（中文版待出），这部现代女性史诗用一种看似常规的时间线性叙事方式，讲述了那不勒斯一个破败社区里两个姑娘莉拉和莱农一生的命运。

　　《我的天才女友》，[意] 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01，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故事从1955年起步，两个10岁的姑娘带着各自纷乱的情绪进入我们的视野。童年、青春期、青年、中年，直到老年，她们互相依赖，互相角力，互为镜像，各自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渴望成为的那个女孩，就像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里位于两端的主人公，感性需要理性为之悬崖勒马，理性渴望感性为之追随真实。

　　童年充满暴力。她们在充斥黑帮、高利贷、法西斯分子等势力的老城区里形影不离地长大，莉拉是鞋匠的女儿，莱农的父亲是看门人。在粗鄙的街区，她们面对的是“庶民”的命运——“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服务好坏而争吵,就是那面肮脏的地板——服务员正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是那些越来越粗俗的祝酒词。”两个女孩都想挣脱这命运，但“天才女友”的称号似乎属于莉拉，她聪明、漂亮，拥有孤注一掷的激情，她不怕风险。而莱农刚好相反，乖巧，理性，“害怕说错话，害怕语调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体，害怕表现得猥琐，害怕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 ”。

　　她们是贫民窟的双生花，共同面对成长阵痛。莉拉求父亲让她参加升中学考试，父亲像扔垃圾一样把女儿从二楼扔了出去。与城区每天的暴力相比，父亲的施暴被认为不算什么。莱农幸运得多，老师强迫她的父母让她升学，从此莱农独自上路，直到念完大学。

　　从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到第二部《新名字的故事》，阅读快感以加速度方式向前狂奔。两个女孩的友谊是真的，内心的嫉妒也是真的，它成为一种诡异的成长动力，鞭打着她们。爱情上，她们甚至失去童贞的速度也是一种赛跑。学业上，缺席课堂的莉拉总能在课外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胜过每日啃书啃到戴上厚眼镜片的莱农。前途上，莉拉以惊人的创造力画出新鞋设计图帮助家庭脱困，而莱农凭借刻苦学习一步步成为社区尊敬的对象。

　　莉拉总以全部生命力量去争取想要的东西，甚至16岁就嫁给肉食店老板斯特凡诺·卡拉奇这一举动，也是她用来和莱农保持步调一致的速成法。只是她太年轻了，忽略了生活本身是失控的，危险的，在意大利社会局面左右对峙、贫富矛盾尖锐、革命箭在弦上的年月，莉拉因为不能走出她局限的社区，空有一身才华也只能被消解在四周屏障里，用近乎自毁的方式惩罚所有伤害她的人。即便如此，莉拉热烈的生命意志也为莱农所艳羡。她是莱农的天才女友，莱农渴望做她的影子，又渴望摆脱她。莱农就像马拉松运动员，隐忍而疯狂地吸收自己并不喜欢的知识，关心在骨子里并不敏感的社会现实，她看似软弱，却稳扎稳打地离开那不勒斯，成为畅销作家，嫁给梦想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彼得罗·艾罗塔，完成从小就想摆脱“庶民身份”的夙愿。

　　《新名字的故事》，[意] 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02，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消失：她已经刻下让人无力招架的烙印

　　较劲了多年后，两人都有了新名字，新名字代表一种新生活，新生活却不代表独立和新生。这新名字无非是个夫家姓氏，莉拉从此叫“卡拉奇太太”，莱农也成了“艾罗塔太太”。《新名字的故事》顺流而下，与第三部《离开的，留下的》无缝对接，讲述生活将要露出狰狞面孔的迹象。金钱，男人，学业，革命，这些都行不通，没有一个能够抹去她们对女性宿命的恐惧，那恐惧就是——终有一天，她们是否也会成为这个老城区的母亲之一：

　　“她们的身体都非常消瘦，胸部下垂，拿着沉重的购物袋，最小的孩子都扯着她们的裙子，想让她们抱。哦！我的天呐！她们也就比我大十岁，最多二十岁，但看起来她们已经失去了女性特征，那是我们这些姑娘家最在意的东西……她们的身体被消耗了，她们的身体越来越像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哥哥。”

　　惟有逃离。莱农想带着她的天才女友去远方生活。这是莱农对生活一贯的态度——当一个地方让她厌倦，就逃往别处，从那不勒斯到比萨，到佛罗伦萨，再到第三部结尾跟随情人尼诺私奔去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莱农的野心是往外走，突破界限。

　　莉拉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她看似被久困于旧世界，却有最大的“妄想”——失踪。或者按照前三部书的说法，“界限消失”，抹掉一切痕迹。逃离对于莉拉来说是懦弱的，她的人生只有极致状态。

　　“她想从人间蒸发；让关于自己的一切都无迹可寻。”这句话是整个故事的文眼，它出现在首部《我的天才女友》的开篇，交代了莉拉在66岁那年从所有人生活中消失的事件。虽然第四部《失踪的孩子》中文版还未出，但从前三部的结构布置和情景设计中，我们已经明白——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诞生，就是为了解答这个消失之谜。

　　莉拉为什么会消失？作者费兰特拥有构建女性史诗的巨大肺活量，在前两部曲做足了情节铺陈之后，第三部《离开的，留下的》却给我们搭建了让人无法释怀的迷魂阵。

　　《离开的，留下的》，[意] 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03，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按照叙事的表面逻辑来理解，离开的是莱农，她已经远离粗鄙的那不勒斯之家，进入到佛罗伦萨平静的中产阶级婚姻堡垒中，成为一名作家，一边扮演“妻子”和“母亲”，一边消化着内心的分裂和疲惫。留下的是莉拉，她虽然离开了丈夫，却深陷老城区卑贱的工厂生活。她的世界从来没拓展过，无非是泥瓦匠帕斯卡莱，法西斯分子索拉拉兄弟，分居的丈夫卡拉奇，鞋匠哥哥里诺，或者甜食店老板的女儿吉耀拉，疯寡妇的女儿艾达，以及，那个以拯救者形象出现的卖水果的恩佐。莉拉从没想过逃走。无论面对的是类似囚禁人身自由的家暴，还是在肉食厂的超负荷运转，或者后来充满变数的计算机工作，她都咬紧牙关地生活。她不像莱农那样心猿意马，一边厌恶旧世界，一边不断重返。一边告诉自己眼下的中产生活是梦想，一边选择和情人尼诺私奔。

　　所以，究竟谁离开了，谁又会留下？四部曲的开篇已经告诉我们，彻底消失的是莉拉，一旦她决绝，就彻底到让人无力招架。而莱农，虽然在第三部的结尾用一个私奔的预设暂时交代了发展，但如果沿着莱农的性格迹象去想象第四部，我们可以预测她会“留下”。曾经，莱农费尽心思要去掉那不勒斯方言的口音，疯狂地想用标准意大利语来洗刷她的“庶民”身份，可最后，梦里全是那不勒斯老城区低矮丑陋的房屋，歇斯底里又真实粗暴的男人和女人。

　　夏娃——从来都不会安宁

　　第三部《离开的，留下的》是四部曲结局高潮之前的一道防线。两个女人坚固的友情绳索，被嫉妒、误解、欲望等诸多荆棘所伤，随时都会断裂。莉拉对朋友不断语出伤人，不是有求于她就几乎不联系，莱农不仅产生了希望莉拉就此死去的诡异念头，而且在明知情人尼诺曾抛弃过莉拉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和他幽会。彻底的消失结局，需要张力之网来酝酿，这张网必须巨大而沉默，如同倦怠中潜伏危机的中年，这样的状态必须由第三部作品来承担。

　　在《离开的，留下的》中，遭遇创作危机的莱农计划写一本新书，这本书涉及一堆与《圣经》相关的古老问题。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土创造了男人“伊始”，用“伊始”的肋骨创造了女人“伊始阿”。“伊始阿”来自“伊始”，就像《圣经》里说夏娃来自亚当。

　　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

　　小说的这个情节，成为贯穿四部曲的一个神秘隐喻，这是莱农说出的可怕的女性存在处境：“夏娃不能独立存在，她在亚当之外，没有自己存在的支撑。……她的外形是可以塑造的，她不拥有自己的语言，她没有自己的精神和逻辑，她随时都会变形。”

　　问题来了——当莉拉失踪，莱农叛逃，女性消失，只有男人的世界会如何运转？莉拉离开，哥哥再度一贫如洗，丈夫一落千丈，迷恋她的索拉拉兄弟已经病态，儿子里诺只会哭泣着给莱农打电话求助。当莱农出走，知识分子丈夫或者四处搬救兵，或者成为鸵鸟，惟独不能理性处理问题。曾经，这些父兄、丈夫、情人、儿子以拳头、金钱、情爱、血缘等各种方式，一刀刀刻下对女性的所有权。当“所有物”消失，他们的人生也将塌陷。女性，在这些男人身上一刀刀刻下了自己的烙印。那么，当女性缺席，男人的轮廓会模糊吗？

　　如果我们记得，莱农在第三部里，谈起她大学时代男友弗朗科如今冷落她的原因时，有过这样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思考：“对于弗朗科来说，我就是他的延伸，他女性的一面，这构建了他的权利，展示出他不仅仅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男人，也能成为一个理想的女人。现在，我感觉我不再是他的一部分，我觉得我背叛了他。”

　　附属男人的女人，被改造；背叛男人的女人，被伤害，或者被忽略，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恐慌——对权力坍塌的恐慌，对打破体系完整性的恐慌。但我们毋须认为，离开男人的女人，就真的从此“独立”了。作者费兰特随时给自己有“偏航”风险的立场“微调”，小说中搭建故事的意大利社会现状，她从未直接描写，却处处留下精心之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政局左派、右派纷争不休，女权运动也愈演愈烈，一度面临失控的女性解放运动，让莱农警惕。费兰特借助莱农的思索，表达了对当时女性解放运动潜在脆弱性的忧虑，因为，并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深刻自省——摆脱男权控制后，自己究竟能过怎样的生活：

　　“我们很难明白，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每个举动、思想、语言或者梦想，深入分析一下，就好像并不属于我们。这种深入分析会让那些比较脆弱的女人陷入危机，因为她们无法进行深入反思，她们认为，只要把男性清除出去，就能走上自由的道路。”

　　“持续战斗！”关于女性的自由与独立，似乎都可以消解在这句口号中。可费兰特清楚地知道，答案从来不会那么简单粗暴，那些艰难的女性自我意识，混杂着天性中对男性无法割除殆尽的吸引和依赖，诅咒和反抗。当夏娃离开亚当，亚当自乱了阵脚，而夏娃——从来都不会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