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高考总报名人数是923万，清北录取了6558人，粗略一算，一万个考生大概只有七人能够进入让所有中国家长梦寐以求的大学。

这种估计其实已经算是乐观了，对于非京籍学生来说，真实录取率要比这更低，如果考虑特殊招生渠道拿走的名额，再加上每年各种降分政策招生，那么裸考进清北就是难上加难再加了，占比大概只有10%。

其它着名学府也都差不多，复旦和上海交大的裸考生比例大概是20%，浙大好一些，约40%。

进不了清北乃至211/985，又对现有选择不满意的家长，要感激过去十几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和开放的国门，因为出国留学因此而成了很多人负担得起的求学路径，也自然成为多数家庭的第二选择甚至首选。

事实证明，如果能用好，这条路是会带来奇效的。

曾经有某个留学工作室说，直到高二阶段还是有可以掉头的机会，准备充分的话，一个在浙大线下徘徊的考生可以直接申请国际排名可能比清北还高的大学。但这一切都需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目前江浙地区的市场行情大约是20~30多万元的辅导费用，每年。

这个数字代表的不仅是父母为下一代花钱的能力，也代表了他们愿意花钱的决心。据说杭州EAC中心某家做美高美本咨询服务的公司，只靠十来个人就能做到一年小两千万流水，按30多万的客单价算下来其实也不过就是70来人而已。

这几年愈演愈烈的国际学校和教育投资的热潮，也让家长们早在孩子落地前就开始谋划。各种早教班培训班和科目竞赛，外加公立路线、民办路线和留学路线，其中的搭配组合，比他们小时候经历过的高考填志愿要复杂多了。

复杂的另一层意思是信息不对称、不透明，这就给中介类的机构提供了牟利的机会。

留学市场的体量据估计是两千亿级别。

服务费、信息差、培训上课当然都是赚钱的正当的理由，但是目前整个行业泥沙俱下，教育的成果本身就很难量化，再加上焦虑情绪，中产家庭的教育基金就成了很多不良业者的提款机。

比如前几天逼得的哈佛北京校友会发文澄清的假招生官事件。

2015级的哈佛本科毕业生Malcolm Grayson 来到中国，假装起母校的前招生官，而这正符合了中介机构用名校光环晃晕家长的普遍商业策略。

据梳理，过去几年配合这位招生官或者说聘用了他的机构里大大小小品牌有十余家，Grayson的身份也从前招生官、招生官、面试官到记忆大师之间按需切换，也许是站台太过频繁而被人向哈佛校友会咨询，最后被戳中真相。

国际学校招生时喜欢用名校offer 给自己贴金，而中介则会聘请所谓的招生官当成品牌背书。只不过，大多数中介机构耽于利润和受限于国外严格条例的限制，会用路人老外充大学官员进行推广，比如公众号我叫MKT 扒出的某个机构就是直接了当地从网站上抠图并捏造姓名经历。

招生官其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一所美国大学里手握存留权利的招生副主管（AsscociateDirectors of Admission）可以被翻译成招生官，任意一个在校生都可以申请成为的兼职文书也能被称作是 Admission Officer。

再泛一点，甚至于一些毫无经验，但有子女上了藤校的家长也偶尔会以顾问自居，提供高价咨询服务，这在国内外都不罕见。

真招生官来国内的也不是没有，2016年上海狄邦教育管理集团和新东方用大额捐款和赞助的方式招募数十位美国着名大学招生官飞往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的做法，其中还涉及了中介机构为学生修改成绩、代笔文书之类的违规操作。

仅就招生官的身份而言，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现任招生官以背书站台、提供指导甚至涉嫌收受贿赂的方式参与国际生招募也成为美国教育人士抨击的对象。

毕竟，据报道这 “……让中国学生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而美国国内不少申请名牌大学的人并没有机会与招生官直接接触”，而 “作为回报，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料的”。

这些机构会用与 “某某学校招生官近距离接触“这种暗示的 ”关系“ 和 ”名师指导“ 两层含义的宣传语。对于熟谙人际关系的中国家长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值得依赖的路径。

我国出国年度出国留学人数在去年刚刚突破60万的关口。在出国留学供求关系的一端，是一个个希望把孩子送入着名学府的中产家长们。链条中间被中介截断，另外一端则是希望将资源积累变现的教育出口大国。

美国的留学经济规模在2016~2017 年是 390 亿美元、四十万就业岗位；澳大利亚，2018 财年 320 亿澳币，留学生规模 54 万人；英国，2014~2015 年约260 亿英镑、约 21 万份工作，并带动了运输业和零售业分别 7.5 亿英镑和 6.9 亿英镑的增量。

在这其中，美国英国近年来都经历了部分下降。尤其对于前者来说，受到美国保守化的政策以及各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影响，留学生数量自十几年来首次缓慢下降，2017年秋季美国国际教育机构的报告称约一半高校的国际学生报道率下降了 7% 以上。

除了美国本土政策和输出国经济影响之外，“其它国家也通过设立项目和国际分支来招募顶尖生源的形式进入到竞争里来”。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中西部小型院校。

换句话说，热门地区的热门院校竞争正在变得激烈。

非官方统计，哈佛2018年录取学生中中国籍为7人，占比约为万分之一点六，即使把口径扩大到亚裔，也仅有 1%；MIT 去年录了 5 名在美国上高中的中国籍学生，而今年根据公告，则是不见一个中国籍考生。

其它顶尖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即使把要求放低一些，能称得上好学校的也都需要经过激烈竞争才能获得入场券。如果再放低一些，可能就失去出国的意义了，毕竟海归的标签已经开始从光环变成了一种负担。

这至少传达了两个信息，一个是为了名校的录取率正在越来越低，竞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二是低龄化留学正在兴起，因为这能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直申国际名校录取率低的缺陷。

而低龄留学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和更长的投资周期，再加上国际名校极低的录取率。从结果上，绝大部分家长上百万元的投入最终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虽然正在花着“冤枉钱”，但在名校情结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数以万计的家庭仍然乐观地持续投入着。

不知道是哪个社区里的网友精确地评论道：在教育上，中国家长从来不担心花冤枉钱，他们害怕的是没地方花钱。

这种心态的中产教育观，自然成了中介和机构眼中割不完的韭菜，一个假招生官倒下，还会有千万个 “假招生官” 会站出来。

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