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前两天某集团的公关通稿在全网沸沸扬扬，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文案，各大媒体集体下场“帮忙”，场面可谓壮观。此事之后，有大v站出来开嘲，笑称“见网品”。抛开“网品”不谈，媒体的“媒品”是不是该捡一下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然而，越是众声喧哗，媒体越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

　　“媒体如果沦为簇拥在既得利益周围的串谋集团。这种情况下，谁还能保持公共意识，将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嘴脸曝光在镜头前呢？”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一篇讲述媒体责任的文章，作者是日本着名导演是枝裕和。

　　by.十七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文 | 是枝裕和

　　山下和美的漫画《天才柳泽教授的生活》中，有一个以蒙古为舞台的故事《美丽的狼》（第一百二十四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授的学生矢部耕一满脸愁云惨雾地来到研究室，宣称：我要成为蒙古人！“农耕是文化之母，都市是文明之母，近代社会就是由这两者构成的。可现在，‘我们的近代’显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游牧’与农耕及都市都没有关联，这种自上古时代传承至今的生活形态，是避免走向穷途末路的方法。我想亲自实践一下。”

　　最终，教授听了这番话，也同他一起去了蒙古。以前在日本留学，并先于他们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朋友呼兰对他说：“矢部君，游牧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生存方式，还是在乌兰巴托当个小小的有钱人更容易一些。日本人是过不了游牧生活的。”教授说：“哪有这种事，不论什么样的生活形态都由人主导。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看看。”

　　在定居的人眼中，被称为迁徙民族和流浪民族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宗教观，不同的技术、医药（有时是疾病），以及不同的艺术。定居民族通过与这些非定居民族接触，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与成熟。然而，定居民族的统治阶层试图通过同化手段实现安定，在他们眼中，游牧民族的存在又成了难以掌控的威胁。因此随着时间流逝，游牧民族受到以定居化为名的迫害，族群内部安于封闭在同一价值观中的日常（世间）生活，丧失了批判自身社会的“外部”。对于内部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认为，包括电视广播在内的媒体应是游牧民。他们的首要职责是站在外部持续不断地批判内部，使居民所处的社会更加成熟。我以为这才是媒体报道的立场。

　　定居在日本这样的岛国，居民尤其缺乏与不同的人群接触、促进自身成熟的机会。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本该促进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开放，但不知从何时起，大海被视为屏障。经历漫长的岁月后，“岛国根性”蔓延开来。说得直接一点，这是一种病，因此才滋生出“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中国人身上有犯罪基因”等困扰内外的幻想和谬言。更糟糕的是，由于自身不成熟，个体对笼罩整个群体的（在外界看来只能称之为暴力的）单一价值观（岛国根性）不加批判、随波逐流，并沉湎在如此便能心安理得的错觉当中。我想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世间）的特征。

　　正因如此，我才希望媒体担负起不断向定居者及村落群体发出警告、促使他们觉醒的职责。在都市文明之外，还有远比都市广阔的无垠的草原，那才是世界。那里有与社会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只有触摸那片土地、感受那片土地上吹过的风，我们才能客观地审视自己平日生活的社会，从而客观地认知自己。视野狭隘、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用只能在内部通行的语言，嘀咕什么“美丽的国家”。

　　来自电影《华盛顿邮报》

　　对现在的日本人和居住在日本的人们（不单单指日本人）来说，最不幸的是，本应存在于精神外部的媒体已经完全被内部社会同化，迎合内部的价值观，或许还在为村落的高墙添砖加瓦。我想，媒体的职责应该是对国家与个人的价值观持批判的立场，并将两者衔接起来，制造接触他人的契机，促进国家和个人成熟（相对化）。然而现状是媒体没有身处外部，却与国家和个人叠成同心圆状。这就是岛国根性的三重苦难。媒体成为政府的喉舌（有调查表明，在长期看电视的人群中，自民党的支持率最高），它本应以第四权力的身份监督警察权力的行使情况，却冲在第一线协助警方寻找犯人，抢在司法之前施加社会（舆论）制裁。

　　如此一来，我们周遭的环境就成了不存在他人的单纯社会，内部人员一旦发现彼此细小的差异，就会排除异己，导致出现不少欺凌行为。学校就是令人窒息的当下社会的缩影。广阔的世界被高墙阻隔，难以看见，人们置身于互相监视的社会中，要想逃离出来，唯一的手段不就只剩下自杀了吗？

　　电视必须让观众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当然不是灵光、守护天使，抑或前世，而是所处世界之外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可以称之为公共领域）。而对媒体从业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自觉地从内部跳出，到大草原上培养自己的价值观。

　　来自电影《聚焦》

　　我现在讨论的是精神领域的话题，但未必是在批评媒体从业者收入高，抑或建造高楼，居高临下地俯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精神能摆脱社会价值观的束缚，在草原上自由驰骋，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无所谓。）

　　只要还能看到精神立足的草原，那么，无论面对的是施加压力、下达命令、进行威吓的当权者，还是俨然代表社会价值观的收视率的压力，媒体的态度都应该比现在坚决一些：我是个牧民，与你的立场不同，我认为存在本来就是相对的，价值观不一样也是理所当然。比起在城市里当一个小小的有钱人，这种生活方式恐怕更艰辛。然而，当媒体（特别是电视）觉得这不可行而放弃时，它就不再是新闻行业或公共财产，而是沦为簇拥在权力赋予的既得利益（电波）周围的串谋集团。这种情况下，谁还能保持公共意识，孜孜不倦地将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嘴脸曝光在镜头前呢？

　　在《美丽的狼》中，柳泽教授面对大草原，说：“那风从哪里吹来，云又将飘向哪儿，世界的尽头在何方？想知道答案，唯有往前走。翻山越岭仍不见尽头，但这个疑问不断催我前行。”

　　我希望媒体能站在教授所处的草原上，亲眼去看看他所见的草原，让世人看到曾经是“世界”的居民，却一度销声匿迹的牧民重新站在那片草原上的情景。当媒体能准确地描绘出从内部看不见的草原时，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一定会颠倒过来。

　　—本篇选自《有如走路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