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阿加莎在大侦探波罗中的理论——谁在案件中获利越大，谁的嫌疑越大。那么在《后来的我们》退票案当中，作为唯一的获利方——宣发公司，简直都不用调查就可以直接宣判。宣发方倒是在第一时间发布的声明，一副纯洁如处女的样子：

根据这份声明的逻辑，就是有个邪恶的反派，应该是《后来的我们》的竞争方，为了打击这部电影，自己先拿出上千万资金在电影预售阶段疯狂刷票，锁场，以达到让《后来的我们》在首映日达到80%排片的目的，然后再退票引起有关部门注意，达到让《后来的我们》获得更高票房、更多传播、更大影响力的目的，从而获得电影局一句“彻查”的警告。

如果说，这样的陷害结果是《后来的我们》的票房被冻结，排片被撤销待“彻查”后另行安排的话，这样还算是个阴谋。但事实情况更可能是“彻查”并没有什么特别作用，因为“彻查”完，该放的片放了，该收的票房收了。谁又能奈他何呢？

如此陷害竞争对手的套路还蛮清奇的。我只想问，就这智商，他刷票的上网技术是在蓝翔学的吗？

二

对于资本逐利的丑恶嘴脸大家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对于电影宣发的节操，大家也是有所领教的，所以这样的惺惺作态倒是意料当中。倒是刘若英随后发的声明，倒让人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现在电影导演和片方签约一般两种形式，一种是拿固定片酬，一种则是票房分成。目前也没有消息说明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是哪一种。

先说分成吧。很好理解，就是导演的报酬主要来自票房的分成，这是一种利益捆绑极为紧密的方式。所以，导演不仅会参与到整个电影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还会深入参与到后期的宣发当中，毕竟关系到自己的收入啊。

所以，如果《后来的我们》在宣发过程中有蓄意的违规行为的话，作为导演是绝对知道的。比如说，刷票房。导演可能不知道具体怎么刷，但是否刷了，以及刷了多少，基本还是掌握情况的。因此，刘若英的声明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说不通的。真那么无辜？

再说另一种形式，固定片酬。

如果是这种形式的话，那刘若英就真的可能完全不知道宣发在台面下做了什么动作，声明的内容倒是都成立了。

但是，不合理的地方在于，事情爆出来后，有人说你刘若英参与造假了吗？没有吧！那你自己跳出来划清界线？你脸红什么？怎么又黄了？该不会是电影局说要“彻查”，把你吓坏了吧？那如果没做亏心事，怕从何来呢？

三

可能又会有人说：你看电影就好了，管那么多有的没的？

这是一个可怕的逻辑：

你看他球踢的好不好就行了，管他赌不赌球呢？

于是就有了假球黑哨；

你看他研究成果好不好就行了，管他平时生活呢？

于是就有了导师性骚扰；

你看他票房好不好就行了，管他剧本哪来的呢？

于是就有了于正，郭敬明；

你看他赚不赚钱就行了，管他怎么赚的呢？

于是就有了行业腐败……

很多事情是不能一分为二来看的，因为德与艺本来就是一件事。对任何行业来说，艺高那是本分，德高才是责任。唯结果论就会急功近利；以成败论英雄就会不择手段。

都说，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禁不住考验。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如果人性没有禁住考验时，连追究、反省和谴责也都没有了的话，那除了堕落也只有沦丧了，二者的差别仅仅是是谁比谁更卑劣龌龊而已。

四

人不可貌相，无论歌词如何清心寡欲，无论歌声如何淡如绿茶，在时间滤过之后，事实如石头般浮出水面，也就一眼能看出是不是鸿茅药酒了。有牌坊的不一定都是忠义，也可能是婊子。

刘若英的歌还是听过几首的，除了《后来》，她还唱过《坦白》。

坦白

没有阻碍

问我自己

算不算

是一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