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六年级吧，语文老师跟我们提了一本书和两篇文章。一本书是《文化苦旅》，两篇文章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及《遥远的绝响》。当时她的话：

　　“读读吧，可以学写作文。”

　　我清楚记得《文化苦旅》开头第一篇是《道士塔》，有典故，有感情，当时不觉得，现在想来，还有点民族主义：痛斥了王道士与当时的中国，感慨了敦煌文明的流失。相比于之前读过的散文随笔来——之前我们小学生能读到的散文，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先生没这么爱用典故；鲁迅先生不会这么澎湃地抒情；对一个十来岁少年而言，余秋雨老师的文章看着，很好；他的感慨，好像也很深邃。

　　但《文化苦旅》越往后读，越有点问题。每篇带我们走一个地方，聊聊那地方的典故，抒发一下感情。读第一篇很好，一口气连着读许多篇难免重复。

　　倒是有一篇《家在龙华》让我印象深刻，是拿龙华附近的火葬场以及周遭的老学人们，开了一个半自嘲的玩笑：那篇没那么多典故与历史，倒很有个人感怀；我自己去过上海龙华，所以读来反而觉得，嗯，很有上海人味道。

　　《一个王朝的背影》和《遥远的绝响》收在另一本书《山居笔记》里，前一篇气势宏伟，谈的是汉人知识分子与满人之间的矛盾，但我读着，总觉得回避了一些矛盾；后一篇就是讲了嵇康与阮籍，对当时正读《笑傲江湖》的我而言，是很好的知识补充。

　　当然现在想来，那几篇是有用的：毕竟，《道士塔》是我第一次知道敦煌学，《一个王朝的背影》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王国维，《遥远的绝响》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魏晋风度；其他如天一阁、朱舜水、河姆渡、东乡平八郎佩服王阳明这些事，也是从他的书里得来的。

　　对1996年，还没怎么接触过互联网，没法靠搜索获取知识的我而言，那些还真挺有用的。

　　这两本书之后，就是《霜冷长河》和《千年一叹》。我还记得《霜冷长河》第一篇是写张爱玲逝世的，但没怎么提到张爱玲的文本；后面有些散文偏向个人抒情了，一旦没有了可学习的典故，我觉得那些散文对我而言失去了点诱惑力。而且那会儿，我上初中了，接触了一个比余秋雨先生更会玩典故更华丽的大师——嗯，雨果——所以对余先生感觉就，没那么在意了。

　　至于能够发现他散文里的若干错误，是后来的事了。

　　我估计许多人对余先生，都是类似的感觉：

　　“听说不错——拿来读了嗯是不错——唔好像总是这个调子——情抒完了再看，好像并不是每一句都对——好吧……”

　　但再长大点回头想想，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余先生本行是个学者，搞戏剧理论的。在本行，他干得不错，虽然比较小众。

　　余力发于词章，写写怀古散文，好像也正常，结果红了，更多是无心插柳吧？

　　毕竟余先生本行不是写散文，写散文也不是写论文——就像不能揪着《念奴娇》追问苏轼，赤壁战场原址究竟是哪里——我现在回头看他的文章，还是挺感谢他的：毕竟没有他，我大概不会在十二三岁就知道敦煌学、魏晋风度、天一阁、朱舜水、河姆渡、王国维先生是怎么死掉的，之类。

　　《山居笔记》里另有一篇文，《苏东坡突围》，写乌台诗案，挺好。而且那篇里顺手评述说，从做学术角度讲，林语堂先生那本《苏东坡传》写得太理想化了。这句话现在想来，颇为精当。我觉得，这或者也可以拿来，做余先生自己的文章定位：他的散文用来做学术结论则不足，拿来开拓视野作为一家之说，还行。

　　至于他本行成就不为大众所知、业余写散文却得大名，甚至一度成为文化偶像这件事，也不算太奇怪——我国有位卓越的美学教授，却因为一些在我看来有点偏颇的三国言论，获得了磅礴的大众名声，似乎也差不多吧？

　　现在回头看，《文化苦旅》还是读来很顺的一本书——细节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那时这些文章是在《收获》连载着的；在42岁到46岁之间的余秋雨先生，应该真是一个情发于心，有所倾吐的读书人；那是他积四十多年功力厚积薄发出来的，所以的确，挺好看。

　　稍微写过点论文的诸位都知道，现代做学术和古代做学人，已经不是一回事了；然而我觉得，只要不把他的本行（戏剧理论）与业余爱好（写散文）搅浑，余先生还是一个，挺想效法先贤、登高必赋、发之词章的这么位，学人前辈吧？

　　至少我现在回头看1990年代的他，是这么回事。

　　题外话一句：

　　十一年前，我见一位长辈。之后，据说长辈背地里疑惑，觉得我不像个写字的人。“写字的怎么长个样？不应该跟余秋雨老师那样，戴一副眼镜吗？”

　　这么想来，他的确是那一代写字人里面，上镜头最多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