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思想，真正的艺术，短期来看，都与效用主义无关，因为她们通常都是兴起于问题意识，然后又回到问题意识。中间的过程理性，与吃喝拉撒等肉体的需求无关。我说这些话，并非是要讨论真正的学问，思想，艺术如何成为可能。而是感叹一个事实：几乎所有出身贫寒之家的人，或许都不太可能从事真正的学问，思想和艺术的工作，因为一个出身贫寒之家的人，从小就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存的焦虑。无论是在什么情景之下，这样的人可能都会更加关心明天是否有饭吃，是否有衣服穿，是否有大房子住，是否有不错的存款为自己的内心提供安全感。

2、如果这个表述有道理，那么就意味着三个判断：第一，贫穷的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学问家和艺术家的。第二，贫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思想家，学问家和艺术家的。第三，一个出生贫寒之家的人，或许还是要以努力挣钱为职业更好。去做一名商人，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然后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最后看能不能帮助邻居解决温饱问题。或许就是人生的意义了。

3、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一段时间的生意，有一点做企业的经历，深刻体会到生意难做，活着不容易，如此才有可能开始摆脱与生俱来的左派习惯。所有不曾思考过生存焦虑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应该怀疑自己。上帝的选民不贫穷。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要把贫穷当作资本，贫穷不是资本，而是耻辱。如果此时此刻你处在贫穷之中，你要怀疑自己，想想自己在什么问题上做错了。比如是不是懒惰了，比如是不是从我们的传统教训里复制了一堆假装清贫的伪善习惯，比如是不是内心深处有仇富的潜意识。还比如你是不是放大了自己的激情和责任，却放弃了你对你的家人的关心和照顾的能力。

4、所谓怀疑，应该是三个层面的表述，首先是相信一个自己无力抵达但是绝对存在的终极真理。这种相信的力量构成了一个人心灵的力量和怀疑的基准条件。其次是从怀疑自己开始，一个人怀疑自己是持续一生的工作，这件工作只有在一个人死去之后才能停止。第三则是怀疑最热爱的人和事，这一点也很重要，去怀疑那些自己热爱的人和热爱的事物上面，不要去怀疑仇敌，不要去怀疑流氓，对于仇敌和流氓，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战斗。所以，如果我怀疑一个人，那是因为我爱他，他的意志和他的行为值得我为之思索。

5、比如我非常尊重茅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与茅老有关的争论上，我都会选择支持和敬重他，为此甚至会选择隐藏我对老人家的批评。但这不意味着我对老人家没有怀疑，事实上我的确能看见他的问题，关于人性，关于生命，关于伦理，关于知识，太多的问题需要展开。

6、生命通向上帝之城，靠的是信心，而不是行为。这样的信仰秩序意味着一种关于对人性的怀疑，即一个人无论怎么做好事，也不可能做到全然的完美，也不可能成为天使。如果大家认可这样的表达，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茅老的美德的时候，把他的品德与行为的价值，抬高了。这其实是一种人类道德体系的此在的偶像崇拜。

7、是的，越是在我敬重的人身上，我越是能看见传统观念秩序对我们的无所不在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越是我最热爱的人和事，我越是愿意展开我的怀疑能力。

8、按照克尔凯郭尔对伦理学的辨析，如果属于我们的伦理学体系没有被破碎，则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能建立。在终极的意义上，被破碎的伦理学才是真正的伦理学。所以在这个命题上，中国人需要展开的思索太多。尤其是基督徒，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在很多重要的命题上，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起步。

9、比如在茅老的问题意识层面，我就能发现中国读书人集体的错误。我想说的是，多年以来，中国读书人始终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茅老应该是用自由主义的逻辑思考中国问题的典范。必须的追问是，当一个人必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生存问题难道比死亡问题更重要吗？集体的文化传统难道比个体的生命更重要吗？中国问题难道比天国问题更重要吗？

10、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就会存在一个逻辑的大陷阱。一方面，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问题比天国问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读书人又强调，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价值也很重要。到底是个人的权利先于中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先于个人价值？这是个问题。

11、所以，当我们看见读书人全力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必然在终极目的的意义上隐含着对个人权利的忽略和遮蔽。我对茅老的第一个怀疑性批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只是在工具理性的层面倡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只是我们思考中国问题，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个道具。这是隐蔽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得有人直接说出这个问题。